人物簡介

曹興誠，企業(yè)家，收藏家。他曾在美國學習半導體生產技術，回到臺灣后成為聯(lián)華電子的董事長。

1984年，4件令他上當?shù)?ldquo;古玉”，將曹興誠從半導體的世界“誘入”文物藝術品收藏。

2007年，前蘇富比英國主席詹姆斯·斯圖爾頓出版了《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收藏家》，歷數(shù)了1945年以來最重要的100位收藏家，其中包括三位華人：仇燚之、趙從衍，以及曹興誠。其中，前兩位大藏家已經作古，最年輕的曹興誠也已是滿頭華發(fā)。第一財經記者日前在上海見到曹興誠時，他面帶紅光、步履矯健，而他也確實仍活躍在與文物和藝術品相關的方方面面 。10月的香港秋拍，瀚海拍賣將他請去談收藏和佛學；11月在上海開幕的華人收藏家大會秋季論壇中，他又以《佛學與佛像》為題做了講演。

第一次走進古玩店購買藝術品，曹興誠的初衷也不是為自己收藏，而是打算為一個喜愛古玉的朋友買一份禮物。進店之后，他為朋友買了一塊，又為自己選了3塊。和4塊玉一起被他帶走的，還有老板贈送的兩本有關古玉的書籍。曹興誠回去翻開書一看才發(fā)現(xiàn)，自己手上的玉器與博物館中的名品相似。“這是反常識的，我當然要懷疑了，為什么都會拿到雙胞胎呢?”再一看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有一件玉器，玉管上有豹匍匐著，與自己手中那件極為相近。“只是，博物館里那一件四肢極有力量，而我手中的這一件，手腳都好像是被打折了一樣。”曹興誠笑道。

意識到自己買到了贗品，他一口氣買了十多本有關古玉的書籍，仔細翻看后對玉器的真假有了深入的認識。古玩行里曾經流傳著一種說法，剛入行的人總會買到假貨，權當是交了學費。但在曹興誠的眼中，這句話只是無可奈何之下的自我安慰，他無法容忍錯誤的再次發(fā)生。“一開始收藏就要買到真東西，如果買錯了，恐怕就要一路錯下去了。”他說。

因為相熟的古玩經紀人也經營青銅器，時常將手頭的珍玩拿給他鑒賞。在玉器收藏中磨練了眼力后，曹興誠對青銅器的興趣也與日俱增。漸漸地，收藏的重點也發(fā)生了轉向。“在玉器的收藏上，我修習了比較敏銳的眼光，知道什么是死的，什么是活的。”曹興誠口中的“死”與“活”，其實正是東方審美理論中“氣”的概念。先秦兩漢確立的“氣性論”進一步促成了“氣”的概念在審美領域的滲透。“王世襄先生為什么能夠與文物隔地很遠，還能辨識真假?他說，他看的是一股'氣'，我的說法就是'死'與'活'。”

文物的魅力在于從來無言，卻能確鑿吐露歷史之興衰榮枯。“西漢的玉器是最有力量的，但到了東漢，氣質就綿軟了。”曹興誠說。那個時候，“富貴”、“宜子孫”這樣的字眼都被鐫刻到了玉上。在他眼中，這種世俗訴求的大量出現(xiàn)，顯示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已不再昂揚。對青銅器也是如此，曹興誠更愿意收藏青銅時代鼎盛期的產物。 “商代與西周早期是我國青銅器鑄造的高峰。其他時期的青銅器，除非在創(chuàng)意和美感上十分獨特，否則我是看不上的。”從他收藏古物的眼光看，偉大的藝術品往往誕生于偉大的時代，而構成一個偉大時代的則有三種因素：經濟、政治以及信仰。“帶著信仰創(chuàng)作，這一點很重要。”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。

他不為自己欣賞藝術品的門類設限，但對于入藏標準，他給自己定下了這樣的規(guī)矩：收藏那些讓自己“腎上腺素飆高”的藝術品。“所謂環(huán)肥燕瘦，好的藝術品往往不守定規(guī)。”曹興誠說。他說，那些能讓他興奮的藝術品往往“瀟灑從容、出人意表”，而差一點的則是“東施效顰、捉襟見肘”。對于讓自己的收藏形成一個脈絡，曹興誠倒并不苛求。“收藏畢竟不是學術研究，如果別人要學習，大可以去博物館。”他說。

多年的收藏，即便見多識廣的大藏家也難免會收到零星贗品，曹興誠又是如何能夠盡量避免“打眼”呢?“常識”是曹興誠在談論這個問題時時常強調的字眼。“知識確實很重要，但作假的人往往更有知識。和他們比，我們不一定占上風。這時候，知識就不如常識了。”曹興誠說，“比如，劉益謙先生用近3億元買下了雞缸杯，現(xiàn)在一個人說一個器形、釉色、胎、顏色與畫工都和這個杯子一樣的瓷器只要10萬，那就是反常識的了。知識是死的，但常識是活的。”

曹興誠收藏的領域非常廣泛，古玉、瓷器、青銅器到書畫，這些他都有所涉獵。到了博物館，他并不只看中國文物，古今中外的藝術品，他會留意觀賞，并試圖找到它們的共通性。比如， “中國古代青銅器雄渾的力道和古埃及的雕塑與壁畫極為相仿。” 他認為，廣泛地接觸各國藝術品也是提高眼力的重要方式。

曹興誠也曾在拍場上出手兇猛，志在必得。他家中的收藏囊括了各個朝代的文物，一度有“小故宮”之稱。“我一直小心地控制這數(shù)量，但還是太多了。鎖著它們終究不是一件好事。”他笑著說。2000年，他出價競奪明嘉靖“五彩蓮塘魚藻紋蓋罐”，堅持比當時世界最大牌的古董商之一喬瑟普·埃斯肯納茨多出一口價，當時出價達4400萬港元，震驚世人。但現(xiàn)在，曹興誠對收藏的態(tài)度似是有了改變。他說:“其實，藝術品收藏有點囤積的意思，多到一定程度就應該釋放一點。”

轉折或許就發(fā)生在拍下“五彩蓮塘魚藻紋蓋罐”那年。當時，曹興誠與臺灣法鼓山的開創(chuàng)者圣嚴法師結緣。“師父臨終前曾囑咐我思考佛學與科學的關系。學佛以后，更覺得收藏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”今年以來的數(shù)次公開講演中，他大都選擇佛學與收藏為題，也開始收藏古代佛像。“佛像有一定的象征意義，從審美的角度看，有些是高度藝術的。”他不執(zhí)著于佛像的美感。用他的話來說，佛像只是“相”，它是用來引導人觸及“本體”的。

因為對佛學的追尋，收藏對他的意義也變得不同。2008年汶川地震。曹興誠珍藏的“乾隆御制料胎畫琺瑯西洋母子圖筆筒”拍得6500萬港幣，他將半數(shù)款項交給臺灣紅十字會及法鼓山佛教團體支援災區(qū)救災。另有一半則捐入臺灣其他慈善團體。事后，他在博客中寫下自己當時的想法：“當然，籌款不一定需要義賣東西，但這樣或許可以讓人了解，收藏家不一定都是占有欲超強的怪物，也有人收藏的目的是為了欣賞和研究，并不那么在乎擁有與否。”

曹興誠的居所，日本當代藝術家千伯住的水墨瀑則與一尊佛像相得益彰

10多年來，仍有令曹興誠無法釋懷的文物，皿方罍可算其中一件。2001年，皿方罍器身出現(xiàn)在紐約佳士得，曹興誠也參與競拍，只差了一口，無緣收藏。“如果價格不是在最后沖得那么高，我就想要把湖南省博藏的蓋子和器身合起來，在兩岸各地舉辦展覽。門票收入若能讓我收回一半成本，我就捐給臺北故宮。”他說。

今年3月，他得知皿方罍將再次出現(xiàn)在紐約佳士得拍場，便向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提議：請公立博物館前去紐約洽購。之后，他又與匡時拍賣董事長董國強等人一起在社交網絡呼吁，請國內藏家不要參與競價，也盡量避免外國收藏家買走器身。最終，湖南省博物館通過洽購買下了皿方罍器身，這件青銅重器終于合而為一。

“倒不用把這件事說成是國寶回歸。”在曹興誠看來，促成眾多華人藏家共同呼吁皿方罍回歸的情感力量并非“民族主義情緒”。“民族主義情緒其實很膚淺。這是人類文明的遺產，器蓋合一，這是對文物起碼的尊重。我們應該成全其完整性。我想，外國藏家也會樂見其成。”他說。

把文物留在它的出土地真的對嗎？公立博物館又是否是文物的最好歸宿？雖然，皿方罍回歸出土地湖南是曹興誠的心愿。但對這樣的問題，曹興誠的看法很辯證。他談起伊斯蘭國武裝屢屢毀壞其占領區(qū)的歷史保護建筑遺跡和珍貴文物，十分痛心。“如果對文物真的有愛護與保全的心理，外國的藝術品也值得你去保存。反之，文物外流，也并不意味著失去。因為，如果當?shù)貨]有保存文物的力量，或對藝術失去敬畏，那么，就不應該將它們放在原地。”

曹興誠曾將一對陶豬捐給臺北故宮博物院。“原來覺得公立博物館應該是藝術品最好的歸宿。”但后來他發(fā)現(xiàn)：“原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兒。即便是最先進的博物館也會有預算捉襟見肘的時候，自己的收藏能否在那里得到重視、得到好的展示與保護，這都是問題。”他認為，有時候，市場或許也會在尋找文物歸宿這件事兒上發(fā)揮好的作用。通過競價讓藝術品流轉到那些掏了真金白銀的人手中，想讓他們不愛惜都難。

“我希望盡量讓藝術品與我生活在一起。”為了凸顯藝術品，曹興誠的居室裝潢很簡約，墻壁更是素凈。他把戴爾·奇胡利創(chuàng)作的玻璃制品與陶狗放在一起，而日本當代藝術家千伯住的水墨瀑布則與一尊佛像相得益彰。他說，好的藝術品，無論其來自哪一種文化，擺在一起都能夠融洽相處。

戴爾·奇胡利所作玻璃吹制品與陶狗